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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希恕提出经方辨证依据症状反应,经方安全可

方病相应

方证简便实用规范

《伤寒论》在篇首就论述了怎样判断病情传变与否,如第4条:“脉欲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又如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非常明确,根据症状反应判定传变与否,与《内经》六经传变之说明显不同,章太炎曾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王叔和对《伤寒论》传经,强引《内经》一日传一经,误也。因仲景并无是言”。这里说明,张仲景的书中所指辨证不是根据经络脏腑辨证,而是根据症状反应辨证。

方证是稳定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中,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但现在人体在疾病中的病理反应几乎是不变的。

方脉相应

方证是稳定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中,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但现在人体在疾病中的病理反应几乎是不变的。

判定疾病的预后

张仲景对用药指征的描述是具体和形象的。如桂枝甘草汤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白虎加人参汤治“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栀子厚朴汤治“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等,对每一首方剂的运用指征和每一味药的加减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确。

方症相应是根据张仲景《伤寒论》条文详于特殊略于一般,强调主症、典型症状的撰文方式在掌握原文基础上提出的,以一症或数症而举方药使用经方的方法。经方家刘献琳根据《金匮要略》“胃反呕吐,大半夏汤主之”的内容,在治疗食管癌、胃癌症见呕吐者,加用大半夏汤以对症治疗,就是方症相应思维的体现。方症相应强调症状特异性,具有片面性,在临床上难以作为主法应用,多以辅法、兼法见于临床。

方证相应,源于仲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保存了汉代以前大量的医方和用药经验,这些宝贵的用药经验就是方证。它经过了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是可靠的临床用药证据,反映了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有极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中极具魅力的东西。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众方之祖”。

确定病证名

方证成熟完善

经方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最初是对一类处方书籍的统称。经方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医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经方的来源大致可分为张仲景对汉代以前及汉代时行方剂的搜集整理、跟师所获之方和临床经验方3大类。这些关于经方的概念皆是为人所熟知的内容,而关于经方的具体应用思维,因为学术流派差异性、个人观点不同等因素,而呈现出同源异流的局面。不同的用方思维对于经方的临床应用具有不同的意义,临床上关于经方应用思维可分为下列5类。

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因而往往有验。”可以这么说,用中医治病,若不明仲景方证,无疑是掩目而捕燕雀,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张仲景书中判定疾病的轻重,主要依据症状反应,如《伤寒论》第153条:“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判定疾病转归依据症状反应,如第47条:“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第145条:“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判定病情严重程度依据症状反应,第295条:“少阴病,恶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第296条:“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这里要注意的是,后世注家认为《伤寒论》有病愈时间规律说,如《伤寒论》讲六经欲解时的条文:第9条、193条、272条、275条、291条、328条。胡希恕明确了判断疾病的轻重预后是症状反应,而不是依据时间变化,故指出:“此附会运气之说,不可信”。章太炎指出:“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週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章太炎全集》)其中“理学玄空推论”即指魏晋南北朝后加入张仲景书中的玄学运气内容,六经欲解时明显不属经方内容。

方证不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说的阴阳五行、元气命门、三焦宗气、脾肾阳虚、心肝火旺等抽象的名词术语和病机解释,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经方的临床应用是一个大的研究命题,方证相应、方机相应、方病相应、方脉相应、方症相应是从不同角度思考经方、运用经方的思维方法。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于丰富经方理论体系,拓展临床应用思路具有重要意义。5种思维方式中又以方机相应使用最为广泛、实用性更强。一切病、证、症、脉的诊断内容,最终都应该以推理病机为目的,明晰病机才能既掌握疾病阶段性特点、又明确疾病整体特性。且临床所见病证多有张仲景条文所未备,欲按图索骥,使用经方,孰难成功,唯有把握病机一途,明晰经方核心内容,方机相应,增减变化,取效于临证。对于医家而言,全面掌握运用经方的多种思维,才能触类旁通,在临床上有的放矢。

张仲景对用药指征的描述是具体和形象的。如桂枝甘草汤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白虎加人参汤治“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栀子厚朴汤治“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等,对每一首方剂的运用指征和每一味药的加减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确。

辨方证

把辨方证称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可以这么说,用中医治病,若不明仲景方证,无疑是掩目而捕燕雀,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内经》“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包括病位、病性等多个方面内容。《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脏腑辨证为纲目,然而二者的具体应用皆需落实到病机上。方机相应是根据经方的适应病机与疾病病机相契合为应用标准,选用经方治疗疾病的思维方法。方机相应在张仲景书中即有体现,《金匮要略》中“男子消渴,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均选用肾气丸,就是针对肾气不足的病机,运用方机相应思维,体现异病同治观。伤寒研究学者陈瑞春、经方家刘献琳均十分推崇方机相应,认为针对病机应用经方更能把握经方特点。《伤寒论类方·自序》言“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不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即是对方机相应最恰当的诠释。

方证成熟完善

判断六经传变

方证相应,源于仲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保存了汉代以前大量的医方和用药经验,这些宝贵的用药经验就是方证。它经过了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是可靠的临床用药证据,反映了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有极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中极具魅力的东西。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众方之祖”。

《伤寒论》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一书文辞简略,有时只提到一个症状或脉象,就举出方药。方脉相应是在张仲景凭脉用方的基础上,根据脉象特点,选用经方的思维方法。这一应用经方的思维方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首先张仲景脉学以简洁概述、略表大意为特点,少有细致论述者,单纯据脉用方条文较少;其次方脉相应对于医者脉学造诣要求极高,难以普及,故临床少见论述。《金匮要略》有言“上关上,积在心下”,明确提出了“上关上”的特殊脉象能反映胃部疾患(心下即胃),原山东中医学院刘景琪教授即据“上关上”脉,方脉相应,使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心胃同病型胸痹。

方证不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说的阴阳五行、元气命门、三焦宗气、脾肾阳虚、心肝火旺等抽象的名词术语和病机解释,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经方重视病因辨证

方证针对的是“病的人”的反应,不是针对脏腑器质病变和理化指标来说的,顺应了当前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一体转变的趋势。张仲景的论述中有“湿家”、“酒客”、“失精家”、“衄家”、“尊荣人”、“疮家”、“淋家”、“羸人”、“强人”等提法。麻黄汤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黄连阿胶汤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猪苓汤治“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都是从病人的状态来描述的,勾画出了不同人的形体特征,以及使用方药形象化、个体化的指征。

方证相应以“证—方”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人所称道。在临床上有直观、简捷的应用特点,不仅受到经方初学者的极大推崇,更被诸多经方家所认可。

方证相应是临床取效的前提和关键,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且方证是必效证,即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按照方证用药,必定有效,服药后必定能解除痛苦。

上述六经证如此,张仲景书中所举的病证,皆是以症状反应所定。如太阳中风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太阳伤寒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呕逆,脉阴阳具紧者”;温病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每个条文,每个病证名也是由症状反应所定,章太炎对此深有评价:“伤寒、中风、温病诸名,以恶寒、恶风、恶热命之,此论其证,非论其因,是仲景所守也”。既标明经方辨证特点,亦强调了经方病证名的定义,这不同于《内经》的审因辨证,病因病名突显与《内经》的区别。这里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张仲景的书是经方医学,是不同于以《内经》为代表的医经医学,王叔和用《内经》注释张仲景的书,认为中风是中于风,伤寒是伤于寒,温病是伤于热、伤于温,其辨证用病因辨证,造成了许多误读。

它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证作为用药的指征、依据,它既非来自理论的推理,也非来自实验室的数据,更不是源于动物实验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尝试中药后,从自己身上直接获得的用药经验。

方症相应

方与证犹如箭与靶,方是箭,证就是靶,目标瞄准了,就能做到百发百中,只要遵循这种方证相应的原则,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疗效就能经得起重复。张仲景时代是这样,进入21世纪仍然是这样。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中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考证说明,经方起源于上古神农时代,古人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自然有寒、热、温、凉的气候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基础理论即用八纲。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最多见者当属外感一类疾病,若遇在表的证,用相对应的解表发汗药物,如生姜、葱白、麻黄、桂枝等,积累了治表证的经验。有的病经发汗或未经治疗而愈,但有的病未愈而入于里,这时不能再用发汗治疗,而是应用治里的药物。又因里证分阴阳,里热者,用清里热药,如黄芩、石膏、大黄等;里虚寒者,用温补药,如干姜、人参、附子等。这样根据症状反应治病,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故后人根据张仲景所描述某方主治的特征性症候,相符者便可信手拈来,舍去了辨证的过程,贴近临床实际,很简单实用,也很规范。

方病相应适用范围窄,应用受局限,且古今病名各异,难以完全对应,无法将方病相应理论广泛用于临床。

故后人根据张仲景所描述某方主治的特征性症候,相符者便可信手拈来,舍去了辨证的过程,贴近临床实际,很简单实用,也很规范。

《伤寒论》中六经的证名是以症状反映命名的,如太阳病,是指人患病后,症状表现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一类在表的阳证,与少阴病相对在表的阳证。少阴病,是指人患病后,症状反应为“脉微细,但欲寐”一类在里的阴证,是与太阳病相对在里的阴证。少阳病,是指人患病后,症状反应为“口苦、咽干、目眩”一类在半表半里的阳证,是与厥阴病相对在半表半里的阳证。厥阴病,是人患病后,症状反应为“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一类在半表半里的阴证,是与少阳相对在半表半里的阴证。阳明病,是指人患病后,症状反应为胃家实的一类在里的阳证,是与太阴病相对在里的阳证。太阴病,是指人患病后,症状反应为“腹满而吐,食不下,时腹自痛,自利益甚,若下之,必胸下结硬”一类在里的阴证,是与阳明病相对在里的阴证。可知,张仲景书中的六经不是经络脏腑的概念,而是症状反应的八纲概念,故胡希恕据此提出《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即是由张仲景书中的辨证方法得出的。

清末名医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伤寒论》317条言“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辨病论治是依据疾病特征,把握主要矛盾,进行针对性治疗的理论。方病相应是中医学辨病论治理论在经方领域的具体应用,可以理解为根据疾病特点,选用符合疾病整体特点来治疗疾病的专方效方。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有丰富的方病相应内容,岳美中认为:“《金匮要略》部分以专病专证成篇,题亦揭出辨病脉证治,乃是在专病专证专方专药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的著作。”经方中不乏为某病而设某方者,如《金匮要略》“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中的小半夏汤就是呕吐病的专方,临床依据方病相应,被用于多种呕吐病。

方证是“人”的整体病理反应状态,而不是研究致“病”的病原体。方证既包括了现代中医界通行的“证”,也包括西医所认识的“病”,还包括症状、体质等概念在内。举例来说,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

众所周知,辨证论治,亦称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病一大特色,但是要回答怎样辨证?各派纷呈,莫衷一是,其中又有经方(以《伤寒论》为代表)与医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两大理论学体系的不同,欲究其详,须与同道共同探讨取得共识。胡希恕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即提出,经方治病辨证主要依据症状反应。

病人的高矮胖瘦,肌肤的细腻粗糙,肌肉的坚紧松软,腹满痛与否,渴与不渴,脉搏的浮沉迟数,大小便的利与否,汗出与否,但欲寐与不得卧,恶寒与发热等等,都是张仲景诊治疾病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构成药证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客观、具体、形象的。

方机相应

掌握方证并不难。清代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

经方辨证依据症状反应

此外,还有体质疗法,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方证就是方证,不可能用以上任何一种概念来替代。所以,方证几千年来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无论在什么时代,是什么疾病,只要出现了柴胡证、桂枝证,就可以用柴胡、用桂枝。

方证相应

经方安全可靠、简便廉验,比如桂枝汤,据考证源于《汤液经法》,时至今日仍历久弥新。小柴胡汤不仅国内在用,国外也在用,疗效肯定。但由于当前很多中医师不会用经方,大方、杂方盛行,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躺着睡大觉,实在可惜。那么,如何让经方走向临床,造福百姓呢?笔者认为,关键是重视和掌握好方证,这是打开和挖掘经方宝库的“金钥匙”。

胡希恕率先提出:辨证依据症状反应,是经方辨证的主要方法,此说明确了经方的辨证方法,也就容易明确经方辨证施治的实质。即胡希恕所述:“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这里所以要强调是经方,是因中医有医经和经方两大医学理论体系,近代对辨证施治认识不统一,原因之一是所持辨证方法的不同。医经、时方有多种辨证方法,怎样明确辨证施治概念、实质,有待进一步探讨。(

方与证犹如箭与靶,方是箭,证就是靶,目标瞄准了,就能做到百发百中,只要遵循这种方证相应的原则,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疗效就能经得起重复。张仲景时代是这样,进入21世纪仍然是这样。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中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就是这个道理。

方机相应首先要求明确疾病病机,其次根据病机确立治法治则,依法选用符合病机的经方。其应用要经过辨证、明机、立法、选方四个步骤,临床应用较为复杂,对医家临证要求高。抓病机用经方的思维方式针对性强,灵活多变,适应范围广,对于疑难病症、复杂性疾病的治疗有显著优势。

方证是必效证

经方治病理论源于症状反应

方证以人为本

《金匮要略方论·序》言“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证指证候,是疾病发展阶段性的病理概括。经方的适应证被称为方证。方证相应是指不同方剂有固定的适应证,临床症候只要与仲景描述方证相契合,便可施用经方,不受六经、八纲等辨证思维的限制,即所谓的“有是证用是方”。方证相应是日本汉方医学研究仲景学说的主流思想,经方名家胡希恕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认为一切辨证方法都要落实到方证上,这一论断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方证相应研究的发展。

《伤寒论》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提法凡11处,是为“方证”一词之起源。今所存大论397法,皆病下系证,或证中含因、因中示机,或证因并列、因机互陈;其证下列方,方随证出,药随方列者,凡261条。论中第317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之语,可谓“方证相应”之肇源。

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全部内容体现了辨证主要依据症状反应。

经方安全可靠、简便廉验,比如桂枝汤,据考证源于《汤液经法》,时至今日仍历久弥新。小柴胡汤不仅国内在用,国外也在用,疗效肯定。但由于当前很多中医师不会用经方,大方、杂方盛行,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躺着睡大觉,实在可惜。那么,如何让经方走向临床,造福百姓呢?关键是重视和掌握好方证,这是打开和挖掘经方宝库的“金钥匙”。

病人的高矮胖瘦,肌肤的细腻粗糙,肌肉的坚紧松软,腹满痛与否,渴与不渴,脉搏的浮沉迟数,大小便的利与否,汗出与否,但欲寐与不得卧,恶寒与发热等等,都是张仲景诊治疾病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构成药证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客观、具体、形象的。

经方发展史说明了,经方治病是依据患者身体出现的症状,经过八纲辨证用药。这一治病特点记载于《汉书·艺文志》:“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这一记载,实际表明了经方的起源和经方医学的特点,即经方起源于神农时代,起始治病辨证用八纲,依据患病人体出现的症状,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这即胡希恕所说的“于患病机体的症状反应上,探索治病的方法”,也就是说经方治病理论,主要来源于症状反应的经验总结。

方证易学易用

此外,还有体质疗法,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方证就是方证,不可能用以上任何一种概念来替代。所以,方证几千年来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无论在什么时代,是什么疾病,只要出现了柴胡证、桂枝证,就可以用柴胡、用桂枝。

确定六经证名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为了临床简便快捷,故舍去了脏腑经络辨证的过程,使后人用不着再去冥思苦想了。

●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无知,但应用却往往有验。

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主要有260多个方证,每个方证的组成主要由症状反应的证和相对应治疗的药,不同于后世方的方剂。方证是经方理论重要组成之一,是经方辨证施治的关键。胡希恕特别强调指出:“六经和八纲,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且于此基础上,亦确可制定施治的准则,有如上述,不过若说临证的实际应用,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太阳病依法当发汗,但发汗的方剂为数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用之有效呢?我们的答复是不行、绝对不行,因为中医辨证,不只要辨六经八纲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通过它们,以辨方药的适应证。太阳病当然须发汗,但发汗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药,如更具体地讲,即于太阳病的一般特征外,还要细审患者其他一切情况,来选用全面适应的发汗药,这才可能取得预期的疗效,即如太阳病,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则宜与桂枝汤;若无汗出、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与麻黄汤;若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则宜与葛根汤;若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则宜与大青龙汤……以上诸方,虽均属太阳病的发汗法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证,若用得其反,不但无益,反尔有害。方药的适应证,即简称之为方证,某方的适应证,即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金沙国际官方网站,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是在于方证是否辨的正确”。即经方辨证施治,治病最终要落实到方证上,而辨方证,主要依据症状反应。

方证是“人”的整体病理反应状态,而不是研究致“病”的病原体。方证既包括了现代中医界通行的“证”,也包括西医所认识的“病”,还包括症状、体质等概念在内。举例来说,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

清末名医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经方的发展史和理论,即主要是根据症状反应总结的治病经验。上世纪60年代胡希恕曾论述道:“中医治病,辨证而不辨病,故称这种治病的方法,谓为辨证施治,亦称辨证论治,我认为称辨证施治为妥。中医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这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的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诊断和治疗,而只能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于患病机体的症状反应上,探索治病的方法”。这一论述可知,胡希恕提出经方辨证依据症状反应,是源自于经方发展史。

方证相应是临床取效的前提和关键,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且方证是必效证,即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按照方证用药,必定有效,服药后必定能解除痛苦。

清代陆九芝曾指出:“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方证相应,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日本“小柴胡汤事件”。

胡希恕在《经方辨证施治概论》中,强调了经方辨证主要依据症状反应,但亦强调了病因辨证,特列一章《论食水瘀血致病》,书中指出:“食、水、瘀血三者,均属人体的自身中毒,为发病的根本原因,亦中医学的伟大发明,因特提出讨论”,这一论述实际来自于张仲景书中的有关条文。如《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第25条:“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强调有宿食;《伤寒论》第174条:“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皆强调外邪合并痰饮。《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第2条:“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伤寒论》第237条:“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下之”,皆强调有瘀血。此类条文在张仲景书中是很多的,说明辨证时重视病因的存在。但这里要注意,张仲景书中在辨病因时,并不是只依据某一病因,而是根据症状先辨六经,继辨方证,辨方证时重视病因辨证,也就是说经方辨证主要依据症状反应,把食积、痰饮、瘀血致病因素的出现,看做是症状反应之一,这是不同于医经仅凭病因辨证的。

方证是必效证

它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证作为用药的指征、依据,它既非来自理论的推理,也非来自实验室的数据,更不是源于动物实验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尝试中药后,从自己身上直接获得的用药经验。

掌握方证并不难。清代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

方证易学易用

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为了临床简便快捷,故舍去了脏腑经络辨证的过程,使后人用不着再去冥思苦想了。

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徐灵胎《金匮要略心典·序》中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

方证稳定可重复

方证简便实用规范

●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方证。

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识别方证的方法却比较客观。因为尽管中医理论的哲学成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如同清代医家徐灵胎《慎疾刍言》中批评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

方证以人为本

方证稳定可重复

方证针对的是“病的人”的反应,不是针对脏腑器质病变和理化指标来说的,顺应了当前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一体转变的趋势。张仲景的论述中有“湿家”、“酒客”、“失精家”、“衄家”、“尊荣人”、“疮家”、“淋家”、“羸人”、“强人”等提法。麻黄汤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黄连阿胶汤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猪苓汤治“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都是从病人的状态来描述的,勾画出了不同人的形体特征,以及使用方药形象化、个体化的指征。

清代陆九芝曾指出:“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方证相应,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日本“小柴胡汤事件”。

方证的着眼点是整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有不同的精神状态,就有不同的方证。如同样是感冒,有的要用柴胡类方,有的要用桂枝类方,还有的要用麻黄类方。方证、药证理论的倡导人黄煌教授常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却是治病的“人”。

方证的着眼点是整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有不同的精神状态,就有不同的方证。如同样是感冒,有的要用柴胡类方,有的要用桂枝类方,还有的要用麻黄类方。方证、药证理论的倡导人黄煌教授常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却是治病的“人”。

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识别方证的方法却比较客观。因为尽管中医理论的哲学成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如同清代医家徐灵胎《慎疾刍言》中批评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

《伤寒论》以方名证,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提法凡11处,是为“方证”一词之起源。今所存大论397法,皆病下系证,或证中含因、因中示机,或证因并列、因机互陈;其证下列方,方随证出,药随方列者,凡261条。论中第317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之语,可谓“方证相应”之肇源。

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徐灵胎《金匮要略心典·序》中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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